《中国宗族组织与社会》·《金翼》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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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推荐《金翼》是在知乎上的社会学入门书单里,和《乡土中国》与《现代性与大屠杀》等书目一起。当时图书状态为“在借”,似乎挺抢手,我心理盘算着也不差这一本通俗读物便跳过了。如今终究还是避无可避地买回来看。
这是一本和《白鹿原》挺相像的书,只不过林耀华作为一位学者,写书自然是不会如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那般挥洒得浓墨重彩、细致地对每个角色进行刻画,而是更偏向于展现出一个社会的“全景”,但总而言之二者都可以概括为“两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在《金翼》里,主要是张家和黄家的对比;在白鹿原上,则是白家和鹿家的不同运命。虽然故事背景一个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一个于东南的浙闽丘陵中,但是许多民间生活习俗在形式上相似度极大,在内涵精神上那就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了。

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记述了一则以东林这个人物为核心的家族之故事。上至东林祖父,下至东林子孙。东林在家族里的辈分随时间推移而渐渐抬高,故事也由每个家族成员的行为和周围不断变化的社会所产生的反应而推动发展。例如在家族穷苦到日子难以为继的时候,东林试图与集市茶馆等新的小社会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守在家里的农田里,因为后者难以让穷困的境遇发生根本改变(除非能从田里定期挖到金砖什么的)。当然,这是站在社会学角度的说法。站在东林的角度来说,他只是想找找新的赚钱的机会罢了,跟现在大家往北上广深跑差不多是一个性质。再者,东林初次在某位亲戚的介绍下与钱庄产生联系,让他做生意更便利了。这大概也是作者所想要表达的:命运就是社会(里的活动)。“命运就是人际关系与人的再调适。”说得再具体、清楚点: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行动、去在周围的社会中产生影响/发生社会关系;而每个人的行动又反过来受制于周围的社会,比如东林是东林,他可以耕地、经商、结婚生孩子,而不会跑去发动辛亥革命成为孙中山。比如家族成员死了,大家搞个仪式聚一聚,顺便就把这个人留下的社会窟窿(责任、遗孀等)想办法填了,形成新的小格局。

林耀华先生在书中并不总是只顾着写故事,还会加些学术性点拨,比如时不时用竹竿和橡皮筋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当东林等人的境况陷入僵局时,直说“需要新的关系来打破僵局”,然后在英华读书、与教会学校有关系的三哥就对解救东林这件事起了很大作用。大一时《社会学与生活》老师问过我们“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学?”当时只有模糊的感觉说不出口,但现在我可以自己说出:社会就是不同个体在多个(法律、经济、文化、血缘等)框架下发生关系而组成的不同群体。社会学则是针对不同个体之间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亡的研究。《社会学的邀请》一书中,作者对社会学的定义是“对人们结成伙伴过程的研究”。

现在该说说我对传统社会本身的感想了。我当然无意站在高处批判讽刺旧社会,这没什么意义。只是通过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会有些新发现。

现代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算是英国工业革命后的产物,所以虽然我没有来得及做有关福利制度历史的详细调查了解,我姑且根据浅薄的经验认为中国封建时期/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农耕社会地区是没有健全的福利制度的,即国家中央/州级别政府并不提供成体系自运行的较完善的个人福利保障。所以在中国乡村,家族对于个人成长到成年的庇护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东林的同辈亲人死了,那么相应的遗孀和子女的抚养责任就落在了东林身上。如果生活实在艰辛,家中的女儿也可能会被“按当地习俗”被送出去当童养媳。

家族为每个成员提供庇护,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远超现代家庭的职能,这在《金翼》中可能还不是很明显,在《白鹿原》中祠堂可就是主角了。大小事务一应在祠堂里讨论,各种仪式典礼必然经过祠堂。《白鹿原》的祠堂里摆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存放刻着族规的大石板,两人想结婚若是进不得祠堂就不被承认……换到现代,这些职能都由社会机构/国家机器按照相关法律接手处理了。我想,一方面是汉人社会的传统特色就是封闭、排外、“围墙文化”,(福建土楼那个圆圆的造型在我看来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所以古代聚族而居的村落就算是政权也不好派外姓代理人强势插手人家族内事务,难以服众,工作也不好开展;其次是农村地广人稀,不像城镇里大家有问题去衙门敲鼓很方便,族内处理再好不过;再者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大家都吃三纲五常那一套,都愿意听长辈的,有这么个文化基础在。

最后,无论在《金翼》还是《白鹿原》中,每当发生不幸时,祖宗们是会被作为祷告对象的。而《金翼》里的三哥由于信了基督,在村里祭拜时“有了新的信仰而没参加任何仪式”,这说明信基督/信佛和拜祖宗具有一定替代性。结合每次坐高铁的沿途观察,现在的处于浙江山沟沟里的农村,没有一个村看得到传统祠堂,反而是依山傍水的地方多有庙宇,或者教堂。小到一间房的村落小庙,大到占了一面山坡。当然,山上零零星星的墓碑还是有不少,上面还有新扎的花圈之类。江苏的农村也一样,高铁沿线要么是一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要么也许偶尔看到会有座庙,要么除了住房和广袤的田地什么都没有。祠堂的诸多社会职能早已被政府取代,如今经过计划生育的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不是大家族,也不需要经过分家而默认为家庭;曾经在祠堂里缅怀列祖列宗的事情大家如今总算是想清楚了——爷爷的爷爷留给爷爷他自己怀念就好了,我跟那么久远的祖先实在不熟,所有人都忙着为生计而奔波,能记得在家楼下烧纸钱缅怀三代内的亲人就算孝顺了;至于剩下的祈祷对象与信仰——我记得在哪听过这么一句——“宗教是对人类最深层的关怀”,所以信仰还是得交给专业的来。村落地方上通过各种仪式的“敬宗收族”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和“现代国家”的概念、目的有矛盾,所以有村政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了,因而祠堂就更不被需要了。

现存的祠堂,主要在福建、广东、黄山市一类地区,之所以还存在我以为一是比较典型,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二是南方作为历史上汉人不断迁移的目的地,传统保留上自然相对于政权更迭的北方地区完整一些,这从北方南方的方言发音与古汉语差异程度上就可以推断一二;三是现在的祠堂不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场所,可以扩展关系圈,建立新的联系,改变命运;最后,可能是有些人天生爱抱团,寻求认同感吧。

由《金翼》引发的思考当然不止以上这些,不过许多细枝末节不便行文的自然难以交代;诉诸键盘的都是印象比较深刻亦或是比较感兴趣的思考。以及《金翼》的不同翻译版本中有些句子竟然意思完全相反,比如“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农夫与商人之间,在高贵的绅士和卑微的乞丐之间,现在已不存在什么鸿沟,因为毕生的艰苦劳作可以为每一个人带来成功,而一生的不幸也会在一旦之间招致逆转。”看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

《金翼》作为没有原著中文版的翻译书籍,我想大概本来就是给外国人看的。名头似乎在国内外捧得很大,可是当小说看文学性太差,当社会学报告等学术著作看又太普通,对我是没什么新奇的。如果一个传统的农村学生能记录下一样的流水账,应该是不会如此出名,甚至根本没有人想特意看的吧!《金翼》这样的书,让有话语权的人写一本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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