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城市社会学》第一讲&第二讲 ·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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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概论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城市,社会关系自然也在城市中,相对的生活在农村的人会不断减少,农村社会、传统社会式微,因而农村社会研究、农村生活都将会渐渐被边缘化;城市生活与城市社会将成为未来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城市被许多学科作为研究对象。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城市史学、社会学。由于历史原因,49年以来取消了很多学科,重理轻文导致对城市研究投入更多的是建筑学。建筑学几乎只关心硬件,只靠这一个视角,难以做到认识、理解、规划以及解决城市问题。地理学在研究区位空间关系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提供了独到的方法。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生活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是民族经济重心所在,经济学对城市问题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多数城市都有其漫长历史,要为今天做规划,则必然要借鉴前人经验。在美国城市史学是一个很发达的学科,但国内还没有什么声音。美国的罗伯特·帕克把城市社会学推到了一个高度。在图书分类法中,所有城市研究相关的书籍都被归在城市社会学的目录下(C912.81),侧面说明了城市社会学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杂事博学才能走得更好更远。学科分界分工可以让研究走得更深,但是分界而不交流则让研究陷于狭隘,思想单一,局限眼界。杂是专的基础,广杂而后能远专。在解决问题是,更不用被学科内的工具框架桎梏住,重要的是提高思想水平与分析能力,工具是谁家哪派的并不重要,否则就是庸俗社会学。

第二讲  城市的产生与近代的变迁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中西城市形态不一样——中国城市中心是官府(政治、军事意义更大),西方城市中心是市场;中国城市消费成分占比更大(皇亲贵族居住,主要是消费而非生产), 而西方城市生产占的成分更大。但实际上中西城市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城市的形态也并非走上了非主流的分岔路。下面从城市起源说起。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人类两种生存方式:游动与定居。动与静存在辩证关系,有个度的问题。动物的“领地”,透视出动物的一种本性。领地三个功能:熟悉地形,觅食方便;择偶方便;领地培育后代方便安全。(这里有些把功能作为原因来解释现象的感觉,动物也许并不知道这些有的没的,也许动物们只是看着同类想亲近,或者是出于本能守卫生存空间)以上是定居的物质动机,非物质动机:城市要有相当的人口且有一定密度,而远古人都有祖先崇拜,把祖先葬在一处陵墓成为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祖先崇拜发展为宗教,宗教在城市起源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城市的城墙、城门、城楼做工精致、威严非常,显然是超越实用的动机。当然,宗教并没有被看做城市起源的主要原因,但依然是认识城市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人与猎人:childe的观点:中国/埃及古代沿河发展的农业文明,河水泛滥涉及治水,则众多人口大规模聚集,与其他因素共同促进王权的形成。这样的思想只能解释一两个例子,但不能解释其它没有河水泛滥的民族城市的发展。原始社会中就有采集和狩猎的分工,狩猎的显功能是为部落打点肉吃,潜功能是可以保卫部落或征服其它部落,否则还不如大家一起去采集就好了,按照《全球通史》中说的,女性采集食物量可达狩猎者的2倍甚至更多。狩猎者渐渐变得“武艺高强”。采集与狩猎都在进化,采集进化为农业(因为人工栽培的产量远高于采集,原始人尝试栽培成功后得以定居,而不用迁徙到处找吃的),而狩猎,在有了农田之后就无法开展了,因为农田周围不会有什么东西好打的;让狩猎者成为流汗的农民不大可能,作者认为是性质不一样,举了乔丹复出、巴顿将军一到和平时期就百无聊赖的例子。因而狩猎者保卫领土,声称自己是管理者。采集的人成为农夫,狩猎者成为了统治者。庇护和管理是积极功能,同时他们手里有武器,在多吃多占并渐渐制度化之后阶级分化,统治阶级出现。王权诞生了。

城市的发展从逻辑上说,要有生产(农产品)剩余。推论是只要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就会自然出现其它行业,行业出现得越多,构成交换,“ 贸易使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变好”(经济学十大原理),吸引更多的人来此居住,聚集成为城市。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农夫生产力都差不多,社会上就很难产生一堆很有消费能力的人,因为大家生产力差不多,财力也差不多,都是普通农民。而王和王的阶层的存在会剥削农民,他们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并且要求居住地有五行八作,让它们享受多种产品/服务。因而在王的居住地形成了古代城镇的雏形。

阶级的历史印证了一个道理:要想刺激一种消费/刺激一种生产,完全的均等是不行的——完全的均等意味着没有多余的花销与需求。多余的需求和行政力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有了工匠以后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农民的效率。王和王的阶级的产生直接造就了城市。芒福德认为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城市沿袭古代,而西方变异了,成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城市,后来西方的文明程度高了,岔路成为世界主流文明。

虽然起源问题很难找到定论,但批判目的论,例如对族外婚的看法,古代人很可能并不知道族外通婚出生的孩子就漂亮聪明健康,一旦知道了那就是在对比中察觉的,而有了对比的时候族外婚显然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搞族外婚的人并没有对比,并不知道这种事。所以功能不能作为原因。

个人并不完全同意。完全的平均虽然不能短期立刻实现消费力差距与需求差异,但是在社会分工中农民自然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种植技术(亚当斯密),更能升级技术的是农民而不是纯工匠。虽然大家还是差不多,但是生产力依然会发展,渐渐某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力高于自身需求了,他就会去交换。许多人自给自足了,也就有了剩余。农业也不只是粮食,简单分三类就有粮、菜、肉,农民再次细化分工,直到满足基本需求后就会考虑比如男耕女织的分工,或者是脑子灵光做农具做得很好的农民,都可以完成从农民到手工业者的华丽转型。这里只是说这么一种可能。需要参考男耕女织分工的起源、原始人的生育习惯(如果只知道生生生那么生产力永远不会达到够用的水平,还是得靠行政力去强制剥削才能形成消费力差距)等等。还有一种手工业发展的可能,擅长采集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种植并采集啊,说不上是完美转型,不善种植的人要么饿死要么转而做些手工纺织等,或者半工半农,这也可以是手工业的起源。起源也许更倾向于复杂的,由上自下有,由下自上也有。如果全都靠王的消费力与行政力推动,那么王首先要有对消费的全部想象力,否则负责挖掘需求的市场营销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古代经常是某地方发现个王都不知道的好东西、好方法进贡上去,统治阶级见了都说真真是极好的,这也是统治阶级并不具备对于消费的全部想象力的证明。

中国最早城市。《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意思夏代之前就有城镇,遑论夏代。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城市是商代的城市。方国联盟。

欧洲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起:罗马帝国末期,北方蛮族入侵,城市成为废墟(规模很小人数很少;城镇中房屋之间多耕地,类似城乡交界处;封建王朝首府建在乡间),剩余小城镇,西方进入封建社会(领主和农奴,世袭),领地、农庄成为主要居住地和生存方式。教会定期举办集市,客观上维护了城镇。教会庇护逃亡者、落魄受难者,不问来历(不论什么人在城市中待3年就可以成为自由民)。逃亡者越来越多,教会渐渐力量不足,产生了自助机构“行会”。

行会 :定期的集市作为种子(复兴的基础),商人阶层推动了西方城市再次复兴。经济渐渐发展有了需求,商人们在蛮族入侵的背景下组建商队从事大范围的商业活动(比较优势理论/远距离商品差异大、互补性更强)。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认为商人不是从农民中产生的,而是从流浪汉中产生的。因为流浪汉才知道各地有什么、要什么——仅仅是一种推论。关于行商与坐商:坐商的产生说明商业已经发达,人气很旺,当地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他的租金和利润;而行商到处走着卖着。他们住在老城的外围,因为内堡的人看不上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安定因素,畏惧他们。外面又比较危险因而商人在更外面围起了栅栏(外堡形成)。商人越来越有钱,而贵族在衰落,因而出售地皮给有钱的商人,内堡就被商人吞并了。皮雷纳:正式内外堡的逐渐融合,城市诞生了。从此商人和工匠结成行会,都是移民来到陌生地谋生,于是商定了一些对外的、减少竞争的规矩以及技术的标准、生产配额等。西方的行会没有同乡色彩,因为1156年西班牙某邦法律,如果农奴在城市里没被认出来就不应被抓走,但如果被一个诚实的人认出来就应该归还主人。所以逃亡者对同乡不亲近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教会作为非世俗团体对世俗的事不大理论(???存疑),随着世俗生活的兴起,城市管理出现真空,移民需要自己管理自己,随着工商活动越来越发达,行会首领一定程度承担城镇管理者角色,并把原有的宽泛法律细化到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程度上,在gildhall(会馆)中商议事情/联谊娱乐。韦伯认为城市包含五大因素:城堡、市场、法庭和部分独立的法律、民间团体、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现在被民族国家取代)。行会的覆灭原因在于,行会在后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早期大家可以为了安全牺牲竞争和效率,但是后期新移民无所畏惧,对风险顾虑减弱而对利润的欲望上升,不甘受行会管制,因而行会土崩瓦解。“市民社会”的本质意义很大程度来自行会自治的500年历史,也留下了民间团体自治的传统。

中国明清城市与西方中世纪城市比较,就是城市中一直保存政权与秩序。双方城市成员大多都是移民,或者做官或者经商,完后还是回农村。中国古代的人可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而西方是非法的,主要制约在于经济的制约,个人进入城市难以谋生,中国的迁移是集体行为。城市中移民团体有很重的同乡色彩,为了帮助本项的后一代,除了道德原因,还有投资,形成互助,共同发展,是一种集体战略。何炳棣:科举不仅仅是单个人的行为,还是地方集体竞争的对象。施坚雅:“外出是家庭、门第、村庄、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移民们进城后服从当地秩序和习惯,仅仅有同乡互助的作用,或者是一点社会慈善的职能,自然不能发展到有西方行会社会职能那样的团体组织。

对比:1、中国古代允许流动,结成同乡团体,而西方流动不合法,结成自愿团体;2、中国城镇权利一直存续,而西方出现真空,由教会代替管理而后被行会取代。清末明初时苏州出现了超越同乡色彩的会所,即商业的发展可以超越同乡观念,把利润放在首位。后来中国再度混乱,之后的政治实践把中国带入另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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