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城市社会学》第九讲&第十讲 ·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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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交通

交通问题是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在叠加后非常荒诞。交通问题也透视出只靠技术是无法做好的,还要配合社会制度的进步。没有制度的进步作前提和辅助,不会有满意的结局。

六种通行方式

步行(最古老,古人步行能力很强),自行车(中国最多,近年在发达国家地区有回升趋势),公共汽车(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差很远),出租车(竞争激烈,空跑严重),地铁/轻轨(大城市交通都倚重于地铁,甚至轻轨、地铁、火车站、建筑物融合在一起),私人轿车。

八项标准

舒适:狭义上的舒适

耗时:三个层次(技术能提供的时速*火车比汽车快*、现实时速、有效时间的耗费*飞机白天,火车夜晚*)(汽车实际上花的时间很多,因为要养车,意味着必须多工作)

地皮、空间:地铁最节省、公共汽车其次,自行车再次,私人轿车最耗费空间,例如洛杉矶,城市二分之一的地皮是用来服务轿车的。

费用:公交车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反差很大,要准备充足但又不能把票价涨的太高。地铁的初始投资太大,但是可以节省很多地皮的钱。

对居住、择业、上学的影响

参加非职业性活动的便利(购物、娱乐、访友等):轿车和自行车可以门到门,购物轿车很有优势

安全:汽车最不安全

对环境的影响:私人汽车量大了以后噪声很大

 

关于GDP:经济学家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总爱说GDP,但是对人类生存而言,上述指标比GDP更本质,同时GDP的“障眼法”——有可能促进GDP,增进多数公民收入,也让每个使用汽车的人交通支出大大提高,两相抵消后可能相差无几,且交通问题严重。

对城市规模和密度的影响

城市由于资源集中、人口密集而让我们节约时间和资源,人人都有一辆轿车,那么城市的一小半甚至一半都成为道路或者停车场,失去了城市原有的许多优势,与城市原初意义相背离。

轿车成为主导交通工具的锁定过程

“锁定”的概念:选择的制约。例如在北欧就可以选择不用轿车出门,但如果是个美国的上班族,就没什么选择。

第一个因素是商人的租用。《意识形态的首领》:商人才是今天星球上的首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商人们造就的,让广告中的说辞无孔不入,塑造消费习惯。市场本来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但是政府帮了商人的忙,比如地皮和修路钱,为商人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买了一辆车,还意味着要为整个相应的交通系统买单(养路费、修路、标志系统、交通警察等),政府收了所有纳税人的钱,修了密密麻麻的道路网,帮助这种消费方式的发扬光大。

尽管有商人策划,有政府鼎力相助,但为什么消费者会能与广告认同,促成了锁定?因为商人的火力击中人性弱点:向上层看齐,向贵族看齐,甚至在动物中都有这样的性格。例如同样一件事,小猴子做了不会有人在意,但是有地位的猴子做了之后别的猴子就会学。我们社会中提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声音,显然无法与高度组织化、动用巨资的商人相比。商人才是意识形态的首领。

城市中对交通工具的需求是一定的,一种的膨胀意味着另一种的萎缩,此消彼长。当政府勾结商人们把车和路都预备好,公共交通就缩减,线路不够长、网络不够密、频次不够高,人就越来越少,直至萎缩、取代。

对轿车文明的反省

欧美发达国家:限制发展空间,限制停车场,限制单人汽车。哥本哈根:复兴自行车、抑制停车场、复兴街头文化生活。

消费主义的批判。很多人为轿车发展辩护的理由是汽车工业是中国的一个支柱产业,能促进一大堆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人民收入的提高。但是汽车得卖出去才能有繁荣,如果卖不出去没有产业也没有国民经济的繁荣。汽车工业和国家经济繁荣,收入增加的前提是得买车,如果不买车就没有繁荣,下一轮也不会有进一步的收入上涨。因此收入提高的同时开销也提高了,买车养车十分昂贵。同时占用很多相关的社会配套资源。

中国的选择

三个问题:

燃料(可持续发展、必须由强大军力保障的能源安全、)

空间(中国的老城格局基本定格,没有很多地皮用来行驶和停放汽车,燃料可能找到突破,但是空间不会再有)

公正(轿车的庞大系统被政府收所有人的税支撑着,这个系统却只为开车的人服务,存在公正性的问题)

第十讲  住房

住房消费的自然史和计划经济

乡村地皮便宜,几乎不要钱,吃的虽然比城市便宜,但是平均下来便宜的不多,但住房比城市便宜太多了。因此作者推论越是靠近乡村这一端,吃比住贵,在城市中二者开始接近,到了特大城市,就可能住比吃贵了。

在住房的自然历史中,这项消费基本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每个人的爱好、兴趣、财力不同,住房的质量和风格呈现巨大的多样性。政府负责住房后,房屋趋于单一。

中国半个世纪的城市住房史

1949(5.19亿平米)~1978(5.32亿平米)这30年的建房规模增长很有限,每年投资住房不足GNP的1%。这30年间的中国城市化 重建设、轻消费、勒紧裤腰带、规模不扩大。1978年时,人均住房面积比1949年还要小。

78年~95年大兴土木,但是整个城市住房还是因袭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完全由政府投资、修建、分配、维修、低价出租。低廉的房租cover不住成本,政府职能“暗补”(非货币的方式如社会福利等,二次分配)。每个人的收入并未发下去,而是被截留,再以另外的形式发下去。

西方也类似,用收税的方式,用税收做些福利。但我们并非通过收税,在78年以前,主要通过公有制企业的上缴。

“暗补”两大弊端:1、厚此薄彼,无法做到公平,分到住房和没分到的人收入差异将是巨大的。在工资上显示差异很小,但是通过暗补实现的福利差异很大。作者认为这显示出管理者的一种牌坊心理(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差异太大可能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2、暗补取代真实价格,使社会失去了商品的价值信号。价格能让社会资源得到优化处理,但现在无法实现,暗补使社会丧失必要的信息。

房改目标和移民潮

房改目标:政府脱钩,不投资、不修建、不分配、不维修。

让报酬几乎都体现在工资里似乎不难实现,但是城市房改方案遗漏了农村的移民。现在的租房买房价格、都以老城市人为对象,以这些人为标准制定价格和一些残存的福利,农民工们是无法问津的,同时他们也没有被承认的工作,没有贷款 的权利(下岗工人也类似。)

其次,租房市场上没有价格非常低廉、非常简陋的住房,因为这些人没有进入经营者的视野。这样即使我们消灭了老的危房户,还会有新的贫民窟。房子再差也比在外面经风雨强,廉租房和农村移民的支付能力、需求相配套。

租房和售房

住房自有和住房私有不同。

住房自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很重要,“有恒产者有恒心”。比重大,间接地促进社会安定,也会比较爱惜。

但是也有另一面,租房也有必要性。1、工作性质可能让他流动性较强,频繁地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2、没有钱卖房,只有能力出一点钱租房,大城市中尤其。

推动售房的手段

低价(首付低。几万块卖一套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正)、产权(限制交易/出租)、提租(提高房租,可以到买房租房差不多的程度)、遗产税(继承权与遗产税,代际效应缩小,前提是公民财产有透明度、有案可查)

公积金

新加坡首创,朱镕基移植。

批判:公积金把钱留下来,要买房可以贷款,但是如果要租房,拿不到一分钱,这就不公平,歧视租房者。租房的两种人(工作流动性强、收入低买不起房),还要每月交钱,火上浇油。

住房合作社

公民自愿结社互助,凑钱盖房。政府支持这种行为,因为住房一直是难题,商业部门不会提供这么低价的房子。政府可以通过低价提供一些地皮、一些公共设施、大管道铺设到楼前,让他们自己接入。前提是需要签合约,政府提供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无房户才能成为合作社成员,且日后没有出租或销售的权利,搬走时房子归还,投入成本返还。

住房合作社起源于19C,二战后发展起来。在中国还很微乎其微。好处在于它可以让每个公民、消费者切身关心自己的利益、参与自己的基本建设,尤其是在信任度低的社会里,住房成本不透明,可能比较黑。从经济的角度就是以上(当事人的节省、作为社会上公正的价格参考),还有民间团体和市民社会,相对于农村的基层自治,住房合作社是个很好的生长点。

贫民窟和廉租房

古今中外城市里都会有,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待贫民窟:1、政府适当容忍,穷人和贫困不必只藏在农村,来城市没什么不好。2、开发最低档的住房,有上下水和电、气就可以。

安居工程需要配套的制度来实现,获知谁才是真正低收入的人。否则就很容易被人搭便车。

廉租房条件较差,只租不卖,中高收入居民会嫌弃简陋,政府投资又不亏钱就是对穷人的帮助,就是可持续。

廉租房对城市生态和居民心态产生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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